湖南宁乡县的莎莎今年11岁，因母婴传播感染艾滋病，其父母相继去世；之后她是艾滋儿童的消息不胫而走。因为对艾滋的无知和恐慌，家长们将她“赶出”赤塅小学；莎莎转学到县城读书，再次迫于家长压力失学。第二次失学后，赤塅小学校长尹鹏波每周找半天时间给她单独上课。尹鹏波表示：他也“恐艾”，“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艾滋病毒的传播方式主要为性接触、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三种，在人际日常接触中并不会带来传染问题，给他人造成健康威胁；可学生家长有代表性的态度是：虽然莎莎是孤儿，很可怜，但“在别人的孩子和我的孩子中间，我只能选自己的孩子。即使知道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僵局遂成。但艾滋儿童所依法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权，显然并不应因这般“多数人的暴力”而被剥夺。
但莎莎所面临的，还远远不止是受教育权受侵犯的“入学难”问题；更严重的是社会歧视、隔离问题。因为对艾滋的无知和恐慌，家长们将她“赶出”学校；在村里，大家对她都躲得远远的。本已住在高山最深处的吴家，从物理上和心理上，都被高山村隔绝了。
目前，虽然由尹校长每周找半天时间给莎莎单独开课，但这究竟杯水车薪，满足不了莎莎的正常教育需求；这也只具个案性质，不具备普适性。虽然暂时有限地解决了莎莎的读书问题，但远远解决不了她所遭遇的社会歧视、隔离问题。而据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吴尊友介绍：目前在我国，像莎莎这样的14岁以下艾滋病感染儿童，大约有8000人，公开报道中，他们中的部分人也在遭遇“上学难”的问题；而未被曝光的，尚不知几何。这已不单是个教育问题，俨然已经是社会问题。
因此，能否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像莎莎这样的儿童，将其转入县域、市域乃至省域之内的异地学校，保密入学？当然，这需要相关部门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而由此产生的成本，则由公共财政来负担。此外，医卫、教育等相关部门，还需加强消除艾滋歧视的科普宣传工作力度。随着光阴流转，等日后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改观了，艾滋儿童的读书问题再一律回到“就近入学”的常态。
国务院《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9条本有明确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相信在异地保密入学的状态下，这些艾滋儿童能够顺利融入校园和社会，正常接受教育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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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池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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