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
活动

汤钊猷,肿瘤外科教授,小肝癌研究奠基人。1954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即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曾任上海医科大学校长,国际抗癌联盟(UICC)理事,国家教委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副主任、主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肿瘤学会副主委,中国抗癌协会肝癌专业委员会主委。现任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

早年因肝癌的早诊早治,1979年获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早治早愈"金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后又因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6年因肝癌转移模型系统的建立和研究又获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第一完成人)。主编《现代肿瘤学》获199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还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中国医学科学奖、中国工程科技奖、吴阶平医学奖和陈嘉庚生命科学奖。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白求恩奖章,1987年获邓小平同志接见。

2次担任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议主席、共同主席,90余次在国际会议作特邀演讲,组办7次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并任主席。担任9本国际杂志编委,2本任亚太区主编。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首批院士,2005年当选为美国外科协学会名誉会员,2007年当选为日本外科学会名誉会员。主编肝癌、肿瘤专著共9本,参编国际著名专著10本。发表SCI论文300余篇。培养博士研究生中4人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如何做到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如何做到与癌共存

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如何看待癌症

主要贡献为小肝癌的研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并在国际上首先提出"亚临床肝癌"的理论,其英文专著是世界上第一本叙述早期肝癌的作品。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ansPopper为此书所写前言指出,"亚临床肝癌这一新概念是人类对肝癌的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任1990年和1994年国际癌症大会肝癌会主席,1986年、1990年和1996年上海国际肝癌肝炎会议主席。1979年获美国癌症研究所金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小肝癌的理论还引申到"不能切除肝癌的缩小后切除",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6年获中国医学科学奖。2012年获陈嘉庚生命科学奖。主编书4本,发表论文400篇。

汤钊猷1987年曾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他领导的肝癌研究所在肝癌早诊早治、复发转移的研究居世界领先。

曾推两具患者尸体

汤钊猷进行抗肝癌研究38载。"过去肝癌患者是走着进来抬着出去,现在是走着进来走着出去。"汤钊猷回忆起最初抗癌研究时的情形,一脸沉重,"记得有一个晚上,五分钟内有两位病人死去,我用一部推车推两具尸体。"正是"死亡"促使他下决心终生从事抗癌研究。

推陈出新挽救病人

上世纪70年代,汤钊猷把肝癌由原来的"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他提出"亚临床肝癌"概念,实现了肝癌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一创新被国际肝病权威汉斯·珀波认为"人类对肝癌认识与治疗的巨大进展"。上世纪80年代,汤钊猷又一次革新肝癌治疗理论,提出"缩小切除"概念,使过去不能手术切除的较大肝癌,变成可能切除的较小肝癌,进一步提高了肝癌病人的存活率。上世纪90年代,在他的带领下,"人肝转移模型体系"建立,为防治肝癌复发转移、最终攻克癌症难关,提供了研究基础。

创新意味着风险压力

汤钊猷不仅面临着打破教科书和权威所带来的压力,更承担着"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的手术风险。

"当时这个研究具有极大的风险。"汤钊猷告诉记者,因为"早期诊断"意味着在病人没有任何症状的时候判断其患有肝癌,并需要开刀进行确认,"很有可能开刀以后发现什么也没有。"

幸运的是,在汤钊猷手上开刀的患者,没有一例发生事故。

"所有的创新都有风险,越是大的创新风险越大。"汤钊猷告诉记者,没有风险的创新是不存在的,而降低风险的唯一途径就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创新不能害怕承担风险,但是负责可降低风险。

汤钊猷更有一套创新哲学:"创新要有符合国情的明确目标。中国底子薄、肝炎患者多,用多、快、好、省的办法为最普通的老百姓治好病情,是最关键的。"年逾古稀的汤钊猷并不服老,"医生不仅要学会技术开好刀,更要琢磨怎么决定开刀、用什么样的方法对病人更有效"。他透露,下阶段自己将把全部重心放在肝癌转移复发的研究上,努力完成剩下的"半件事"。

汤钊猷常常告诫自己的弟子,敢于提出逆反观点,技术上精益求精,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

如有内容和图片的著作权异议,请及时联系我们(邮箱:jkcentv@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