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海淀区急救分中心的急救医生大多来自河北省，只有3名京籍医生，被戏称为急救版的“京冀一体化”。近5年来，该中心编制内外离职人员80名，占到总人数的50%。
招不到北京籍的，就招非京籍的；编制内不足，编制外的补；招不到本科就招专科，只能退而求其次，门槛一降再降。北京急救中心是全国惟一拥有三甲医院资质的急救中心，该中心人事科长陈珊珊多年来却一直发愁招聘难。
“尽管我们一再降低门槛，医学专业本科毕业即可报名应聘，但仍摆脱不了无人问津的尴尬。”西安急救中心医务科科长肖梅告诉记者，去年该中心曾计划招聘6名医生，却仅有1人报名，最后因无法满足招聘程序，只好作罢。
根据西安市院前急救网络发展规划，到2014年底，全市急救系统从业人员应达到336人，其中医生112人。而西安急救中心目前在编医生仅为40人，与规划目标数相差72人，缺口率高达55.5%。
每个急救车组由医生、护士、司机各一人组成，每三四天轮转一次夜班。他们每天面对的病人各种各样，有传染病患者，有精神病患者，还有车祸、火灾、事故的伤者。他们注定要比医院的医生承受更大风险和心理压力。
肖梅说，急救人员到达现场后需“单兵作战”，同时，由于急救人员所处的救治环境非常复杂恶劣，家中、路边、事故现场或行驶中的急救车，都是急救医生的工作现场，每一次执行任务都是紧急医疗抢救，很可能造成意外人身伤害。
湖北省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何辉说，院前急救医学特性强，针对病种复杂、涉及面广，往往病情危急，需要在有限时间内及时判断与诊疗处理，因而对医生专业技术要求和综合应变处理能力要求更高。
北京急救中心副主任刘红梅介绍，我国的急救中心有4种运行模式。一是独立型，救护车辆、急救人员全部归属急救中心，并负责调度、管理，不与任何医院挂钩，运行经费由政府全额拨款，以北京、上海、天津为代表。二是一体型，院前急救和院内急救一体，以沈阳市为代表。三是指挥型，救护车辆、急救人员归属各家医院，急救中心没有救护车与急救人员，只负责救护车辆的调度，以深圳为代表。四是综合型，以上几种类型兼而有之。总体而言，院前急救人员招不进、留不下，年纪大了没出路，急救队伍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形不成业务梯队，成为阻碍急救事业发展的瓶颈。
人才流失常态化
■院前急救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远不及医院临床技术“高精尖”，专业发展空间狭小，职称晋升机会较少
张兵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有过留学经历，今年近40岁。他在北京急救中心干了10多年急救，车祸、跳楼、重病、疫情……什么样的急救现场都去过。最后，他选择了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从院前急救转身为院内急救。张兵说，再不走的话，跟同学们的差距不只是收入，更重要的是业务水平。
院前急救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心肺复苏、气管插管、静脉开通、创伤处理等为主，没有机会再接触病情，远不及医院临床技术“高精尖”。这就决定了院前急救医生的各类待遇不高、专业发展空间狭小、职称晋升机会较少等。
刘红梅说，我国急救医学发展时间短，体制不完善，还没有建起独立的职称评定体系，急救医生评级只能挂靠在内科、外科等其他学科。急救医生要全面掌握各医学科的知识，也就是人们说的“万金油”，不精通专科，给职称评定带来很大困难。
肖梅认为，院前急救工作性质决定了个人专业发展受限。由于院前急救仅局限于患者现场与途中的短暂医疗救治，只能以对症处理为主，专业难以向深度发展，与医院其他专业同年资的医师差距会越拉越大，这成为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选择院前急救岗位的原因之一。
出诊不同于坐诊，体力和体能是有底线的。37岁的北京急救中心李医生每接听呼救电话时，总会问一句有没有电梯。22年的急救干下来，血压、血糖都高了，拎着70多斤的急救箱爬楼时越爬越累。遇上爬6层的楼，感到自己都需要急救了。李医生说，急救只能“吃青春饭”。二三十岁跟车出诊一点问题没有，年龄再大点，体力和精力明显不支，胃病、腰椎病几乎成了职业标配。李医生最近找了不少关系，终于找到一份全科医生的新工作。再不走，他就过了该招聘单位的年龄要求。在北京急救中心，原先是大学本科学历的急救医生全部离职，急救人才面临断档。
陈珊珊介绍，一名医学本科生毕业后，需要3年的规范化培训。等到培训结束，不少毕业生已经被进修单位留下了。参加招聘的应届毕业生还没等上手用，很快又被招走了。该中心与110名应届毕业生签署了三方协议，3年后只剩下50人，50%以上的人员流失。
急救中心成孤岛
■由于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分开，急救医生无法流动到普通医院，亟须打开急救医生与普通医院医生的交流合作通道
一位家住北京市朝阳区十里河的老人不时呼叫120急救。当急救车赶到时发现，老人只是要从医院回家。老人发现急救车上只备一名担架工，不高兴地说：“怎么不多来一个人？我们花了钱，你们一个人怎么抬？”在老人看来，急救就是急救车，急救车来了提供搬抬业务，急救医生和护士都得抬担架。
北京急救中心医务科科长胡南说，很多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他们拨打120，只是希望解决交通工具问题。这样一来，急救医生的角色便是抬担架的搬运工。不少急救医生是个子矮小的女性，她们宁可下岗，也不愿当高级搬运工。
武汉市急救中心姑嫂树路急救站站长柳新胜说，不少人无端占用有限的急救资源。家有瘫痪老人搬家时要120帮忙运送；还有的人提供假住址、假联系人，甚至恶作剧。
西安急救中心主任李学敏说，院前急救医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社会认可度较低，政府重视程度不高，患者和家属不理解。
刘红梅说，院前急救职能很明确，就是现场医疗救助和医疗转送。在生活中，很多人只是需要一辆急救车，或者是搬抬业务。对于那些不属于院前急救的特殊服务，应该开辟社会化服务渠道，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目前北京市急救立法正在征集意见中，借此推动全国性急救立法。
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芳说，面对生命危险，医院必须首先抢救病人，但常常遭遇部分患者“逃账”的尴尬，救了人却亏了本。
我国院前急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拨款，同时向病人收取低于成本的救护车费和急救医疗费。以北京市为例，每出一趟急救车的直接成本约1500元左右，收费不足180元。院前急救介于公共卫生服务和医疗服务之间。“仅靠目前这种收费模式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尽管院前急救不以营利为目的，但不收费是不可持续的。”陈珊珊说。
胡南介绍，如果内科医生从事急救，执业类别就会由内科变更为急诊（急救）。如果重新变回去，需要2年后经过高一级专业考核方可变更。对于其他专业医生而言，没人愿意冒这个风险，担心以后连进病房的权利都没有了。
“在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分开的前提下，急救医生无法流动到普通医院，急救中心成为一座孤岛。”刘红梅建议，打破人才流动障碍，放宽人才流动出口，建立急救医生与普通医院医生的交流合作制度，解除急救医生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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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池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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