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贺普仁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

2015-09-01 09:53:15来源：健康台

8月26日，国医大师贺普仁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东礼堂举行。原卫生部副部长何界生、佘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司长曹洪欣、人事教育司副司长金二澄，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局长屠志涛，中国针灸协会、世界针联、北京针灸协会相关领导以及首都各界贺老生前好友及弟子近千人参加告别仪式。

2009年5月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授予首批“国医大师”30位，这是共和国诞生以来第一次对国家级名老中医授予的最高荣誉，广东只有邓铁涛入选。针灸界入选两位，其中一位是北京的针灸大临床家贺普仁。

初闻国医大师贺普仁，只知他是“针灸外交”的代表及见证人，并曾用放血针法，给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夫妇治疗过高血压，获得立竿见影的疗效。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事情。贺普仁独创的“贺氏针灸三通法”影响力达东南亚、日本和南美洲，奠定了他在针灸界的扛鼎地位。

“普仁”是怎么来的

贺普仁原名贺师牛。小时候，他身体不好，因为他自幼偏食——只吃肉，不爱吃蔬菜，结果得了慢性胃肠病。经人介绍，父母领着他到北京，找到了一位老乡——当时著名的针灸医生牛泽华。北京有“四大名医”，也有“四小名医”，牛泽华就是“四小名医”之一。

牛泽华果然名不虚传，手到病除，几下子就治好了贺师牛的病。太神奇了，这孩子决心追随牛泽华学习中医，这一年他才14岁，离开了家乡河北省涞水县，进入牛家当徒弟。旧社会当徒弟要给师傅提“三壶”：茶壶、酒壶、尿壶。贺普仁什么活都干，学医很有领悟力，渐渐于众徒弟之中脱颖而出，深得师傅厚爱，也引起了师傅长女的关注。师傅长女漂亮矜持，两人年纪相当，默默相爱。“普仁”这个名字是师傅起的，普是“普度众生”的普，仁是“仁义为怀”的仁。医乃仁术，医德为上。师傅牛泽华对他说：“普仁普仁，就是说当医生应该对病人富有同情心!”

师傅的教诲，贺普仁用一生去实践。

1948年，贺普仁从师8年之后，娶了师傅的长女。结婚就要自立，他在北京天桥上开了一家诊所，独自创业。之后他们生下7个孩子。长子贺林回忆自己在外公家度过幸福快乐的童年：“姥爷家里有一个大院子，他收了很多学徒。算起来我爸爸算是第一拨徒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徒弟们整天歌诀不离口，抄方，生炉子，做饭，倒痰盂，在院子里进进出出，念念有辞，跟唱歌似的。当时姥爷出诊，后面徒弟跟着提包，姥爷爱养鸟，养百灵啊什么的，他的徒弟要剁肉给鸟吃，一边剁肉，一边背着穴位歌。我就跟着他们学了起来。”

从30平方诊所到声名远播

北京天桥上的“贺普仁诊疗所”最初只有30平方米。这还是贺普仁借钱买下一匹“大五幅白布”做抵押租下来的，每个月的租金是一袋50斤重的白面。

天桥一带，三教九流，要立足并不容易。当时的诊金是每位3角。诊所不敢招助手，贺普仁事无巨细，全部亲力亲为，他的医术赢得了口碑。

第二年他们的门诊从路西搬到路东，面积扩大了一倍，有4间房，贺普仁的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家里雇了两个保姆;再过两年，诊所又搬回路西，这回变成了7间房了，生意日益兴隆。

贺普仁对经营诊所自有一套，除了技术求精，还要心怀慈悲，应诊不分昼夜。此外，在诊金上不能太计较：有钱的，没钱的，只要来了病人都要看。这点太不容易，但北京天桥一带却是穷苦人的聚集地。有一年，从端午节到中秋节，一拨拨病人没给钱，先记着账，100天算下来，病人拖欠的金额达到1700元，简直是天文数字了。这个数目病人是不会付的了，贺普仁更不会追讨，他全部当成了义诊，结果名声远播。

解放后，人民政府要求从医者要重新考证。1950年贺普仁又到北京卫生局考试，这次考试非常不容易：头天考口试，考了一个上午;第二天考笔试，一百多道题，中医全科内容都在里面。结果，贺普仁考了个全北京第六名。他得以继续开诊。

延续46年的义诊

1956年公私合营，私人诊所不能办了。30岁的贺普仁进入北京中医医院，负责针灸科。开始时他每月工资106元，依当时的生活水平，这样一份工资已经很不错，只是家里孩子多，他依然不宽裕。后来一次次涨，涨到121元。

他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开义诊。义诊并不是刻意所为，因为过去开过私人诊所，名声大，大批病人跟着他走。怎么办?唯有利用晚上的时间给寻上门来的病人义诊。当时如果要收钱，就会被打成“资本主义尾巴”。时间长了，这个义诊就延续了下来。

有一个时期，贺家住在宣武区南柳巷52号，单门独院，里面有9间房，其中一间成了贺普仁的书房兼诊室。每天吃完晚饭，从6点半看到9点半，一般能看30多人，主要是帮街坊邻里、亲戚朋友看病，后来病人搭上搭，辗转到来的有很多，其实他并不认识，但只要有病人，他就亲手施治，不收诊费。他的名声越传越远。病人里工农兵学商都有。80年代，一些国家干部也来了，最多病人的晚上，南柳胡同里来了20辆小卧车，把胡同的通道都堵住了。

在贺老的弟子谢新才等编著的《贺普仁》一书里(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11月版，P18)，对贺家义诊有这样的描写：在老贺家，贺大夫的朋友上门求医，小贺大夫不敢怠慢，就是老贺大夫从理发馆、洗澡堂带回来的患者，他们也不敢稍有疏忽。贺家附近有位烧锅炉的胖师傅常常牙疼。多少次他挺着大肚子，穿着大裤衩，满身汗，满脸黑，来找贺大夫。扎完针，他吸口气：“咦，不痛了，真灵。”胖师傅高高兴兴地走了，贺家沙发上留下了一片黑印。洗沙发套的任务，自然是他们小贺的。

贺大夫不允许对上门求医患者失信，对贺家街坊邻里的轻慢，他贺家也是不允许的。1975年，贺家买了一台9英寸黑白电视机，街坊邻里的，常到贺家看电视。天暖以后，一到晚上，贺大夫就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供大家观赏。一天晚上，来的病人多，看电视的人也多，里里外外，黑压压一片。小贺从外边回来了，一股无名火，几句粗声话，把看电视的人撅走了。贺大夫发现人突然少了很多，问家里人：今儿是咋回事儿?小贺说，是他把人给轰走的。父亲没批评他，说道：“去挨门挨户把走了的观众给请回来。”

七个孩子七根针

贺家的义诊，治好过多少人，已经无法计算。除了家庭义诊，贺普仁每年还领着孩子，回到缺医少药的家乡——河北省涞水县举行跨村跨乡的义诊。

贺普仁的7个孩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父亲的言传身教，对病人的同情和关怀，感染了他们，结果“7个孩子7根针”：个个都爱中医，都成了针灸好手。长女贺书元，大学念的是西医，出国回来，转向了中医，也做针灸。长子贺林，如今在北京草桥开了一家“北京贺氏三通中医专科门诊部”，门庭若市，应接不暇。二子贺喜，退休后在北京郊区一家四合院式的高级度假村里工作，度假村有中医门诊。我们采访的那一天，他在东厢房诊室与西厢房诊室之间几十米空地来回穿梭，两边都有若干病人躺着等他施针、留针、运针。三子贺信，退休后在自己家里帮人诊病，针药并用。小女贺畅也会针灸，退休后专门整理父亲的著述。四子贺明，在科威特做针灸。五子贺伟，在日本做针灸。贺家第三代，贺林之女、贺信之女都从事针灸。

贺家的小字辈对始自童年的家庭义诊充满感情，他们说：“义诊是我们的摇篮，我们是从那儿起步从医的。”

贺普仁虽长年举义诊，却不愿为此沽名钓誉。有一年春节，有人往他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大红对联：真功知吉祥，善门度众生。横批：功德无量。

贺普仁回家时看到，把小贺们叫到跟前：“谁贴的?把对联给我取下来!治病救人是大夫的职责。你们千万别叫路人产生误会，以为是咱自家人贴上去的。”小贺们便跑到门口去揭对联，正在这时，邻居看到了，过来拦住小贺们：“你们不能撕，这副对联不过分。

扫一扫添加健康台订阅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