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恰逢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要了解真相、铭记历史。日军在侵华期间残暴毫无人性，曾发动多次细菌战，对国人造成巨大伤害。
1938年长沙会战，日军在长沙投下大量细菌武器造成了长沙市区大量中国军民死亡;1938年七月常德会战，日军在常德投下大量细菌武器造成了市区大面局鼠疫，细菌迅速扩散给中国军民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从1939年六七月份，萧山、绍兴就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一直到抗战胜利，细菌疫魔一直在浙江广大地区肆虐……只浙江、江西就超过230多万人身染疫病，死亡人数超过65万人。
抗战时期，浙江还是遭受日军细菌战危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以731部队长官石井四郎为总指挥的日军细菌部队在浙江进行了不少于3次的大型细菌战，全省有8个市，约30个县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据不完全统计，鼠疫、炭疽、霍乱、伤寒、白喉、痢疾等细菌武器在浙江造成死亡人数超6万人，受伤达数十万人。
中医对抗细菌战
民国时也有不少中医已经具备了中西结合诊治疫病的能力。
江西广丰著名中医韩崧灵，出身中医世家，其父韩金章曾就读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师从名医丁甘仁;韩崧灵长大后进入上海神州中医学校，师从名医谢观，毕业后在杭州开办了“国医韩崧灵诊所”。1937年日军入侵杭州，韩崧灵回到广丰行医。1942年8月，一度占据广丰的日军败退离开后，当地不久就出现大疫。韩崧灵记述：“一天东街田里(地名)有两病人来求医，当时病情并不重，但听他们家人说第二天都死了，我觉得很奇怪，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急病，便抽空到他们家中做了详细了解，死者家属告诉我，病人死后腹股沟各有一个皂荚子大小的结核，颜色为紫色……根据以上病例，我分析是腺鼠疫。”在上海接受过中医学校式教育，具备一定现代医学知识的韩崧灵不仅准确作出判断，而且立即按防疫规定上报给当地县卫生院，江西省医院派人来检验后，确认病人属腺鼠疫病，立即开展防疫工作。他的及时诊断避免了疫情扩散。
中医名方显良效
抗战时期西药极度缺乏，确诊疫情后，除了隔离防疫，具体治疗时仍离不开中医药。
1940年，日机在浙江宁波一带撒下一批麦子，不久，该地区发生了鼠疫，在确认疫情之后，宁波当地积极开展隔离防疫。当地中医也积极参加了鼠疫的防治过程。中医罗济安著文介绍“治疗鼠疫的特效方”，指出源于《金匮要略》的升麻鳖甲汤有效，病人服后十之七八可得痊愈。但歧视中医的鄞县卫生院认为“仅据一医之说，一方之验，在学问上毫无价值可言，而引起民众误会，妨碍防疫行政”，不予采纳。事实上，升麻鳖甲汤治疗鼠疫有成功案例，在1894年广州的大鼠疫中，广东伤寒四大金刚中的陈伯坛、黎庇留、易巨荪等即以此方治愈不少病人。况且中医提出疗法，怎会影响防疫?疫情当前，当地中医方毓麟召集鄞县国医服务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医服务处，参加防治鼠疫工作，他与陈森俊、周岐隐、王庆澜等10名中医，每日上午7时到下午9时轮流进入隔离医院为病人服务，每2小时由2人值班，用事实来证明中医的价值。有一位鼠疫患者钱贵法在发病初经由中医用中药治疗过，得以痊愈，后来他成为细菌战的证人。
附：古代中医治疗瘟疫
《五台县志》记载：“韩西亭先生采用明代万历年间京南大瘟验方治疗，用药六百余剂，经五十一天，将瘟疫扑灭，此后再未发生。”这里所说的万历大瘟验方，或许与明代龚云林有关。龚氏《万病回春》载：“万历丙戌春，余寓大梁，属瘟疫大作，士民多毙其症，闾巷相染，甚至灭门。其症头疼身痛、憎寒壮热、头面 颈项赤肿、咽喉肿痛、昏愦等症……余发一秘方，名二圣救苦丸，用牙皂以开关窍而发其表，大黄以泻诸火而通其里。一服即汗， 一汗即愈，真仙方也。日夜塞户填门，应酬不暇，全活者不能胜数矣。”所说症状极似鼠疫，验方疗效足供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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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谷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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