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体解剖发源很早。远在商周或其以前，中国的医学家已积累了一定的人体解剖知识，《灵枢》是使用“解剖”一词的最早文献。《黄帝内经》中记载了许多关于人体各个脏器和体表部位的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曾提到一个名叫俞跗的手术高明的外科医生，他进行剖腹的程序是先割皮、解肌、诀脉、结筋，接着溺髓脑、揲荒、爪幕，这说明在秦汉以前，中国的人体解剖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但随着中医学体系的成熟，解剖实践渐渐被忽视了，加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忠孝思想的影响，以及医乃仁术、不能刳剥人体，以供实验的传统医德的束缚，解剖人体被视为大逆不道，历来的封建政府也都制定各种法律条文，对人体解剖行为进行限制。
我国古代的解剖知识是形成中医脏象学说的主要基础之一。进入封建社会后，由于实际的解剖行为被限制，古代的医学家们便从医学临床实践出发，创造了“度量切循”的体表测量方法，进行人体表面解剖学的研究，并不断进行由表及里的深入观察，继续推动中医学的发展，使之成为独特的医学。但对五脏六腑等身体内部的解剖研究却几乎陷入停止，因为从秦代开始，法律就规定，“凡是毁损对方的耳、鼻、唇、指等要处以‘耐刑’”。耐刑是剃去双鬓和胡须，保留头发。但如果割去别人的胡须和头发，就要判重刑。可见，当时毁损胡须和头发既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又是一种刑罚。《南史》中记有沛郡相梁唐赐之妻遵其临终嘱咐，刳剖其腹以验病因，结果其妻与子均受到法律制裁。《唐律》是我国现存最完整、最早的一部封建法典，它集前朝历代封建法典之大成，又是后来宋、元、明、清历代制定和解释法典的蓝本。唐宋法典都规定：“残害死尸(支解形骸，割绝骨体)，常人减计杀罪一等，尊长则不减。”这项规定既包括死后分尸绝迹，也包括根据医学需要解剖尸体，都是要受到刑事处罚的。《唐律疏议》专门有“残害尸体”一栏的详细规定：“如果杀死人，再支解，或焚烧尸体，不但处死刑最高刑——斩刑，妻子还要流二千里”，“如果不杀人仅残害死尸（焚烧或支解)，或弃尸于水中，处减斗杀罪一等”，“如果割去尸体的头发，或不同程度地损伤尸首，要处减斗杀罪二等”，“在路上碰见死尸，不掩埋，或在墓地熏狐狸而烧着棺椁者，各徒二年；把尸体烧了，徒三年。”这些法令的颁布更直接地加固了人们视毁损尸体为不仁、不孝、不法的思想。不准解剖尸体，这一法律成规，一直维持到清朝末年。
虽有封建法典严令禁止解剖尸体，但解剖尸体的行为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从没中断过。《汉书·王莽传》曾记载：“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寻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东汉华佗更是古代外科手术的鼻祖。虽然唐宋的医事律令有“屠割刑人骨肉者，依法科残害之罪”，但统治阶级为了惩示民众，依然解剖犯人尸体。“宋代曾解剖死刑犯人两次，尸体达30~50人之多。其解剖是由医官和画家合作，在犯人临刑时进行，并将解剖所见，绘制五脏图”。明代则有《赤水玄珠》引何一阳传云：“余先年精力强盛，时以医从师征南，历剖贼腹，考验脏腑。”但大多数的医家却没有条件从事解剖工作，因而到了清代，著名医家王清任大声疾呼“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他还亲自观察尸体，绘制了《亲见改正脏腑图》，为我国解剖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整个封建社会里，人们只能乘兵荒、刑戳、疫病流行时机进行一点解剖，还往往受到传统习俗的制约，就连王清任也“对女囚尸体却因非男子而不忍近前”，可见解剖学的发展真是步履艰难。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传教士开始来华借医传教。邓玉函著的《泰西人身说概》是最早传入中国的人体解剖学专著。“他还于1621年在澳门解剖一日本传教神父尸体，此为外人在远东最早病理解剖之一例”，但这些在中国没有引起医家的注意。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医学大量涌入，清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在一些医学院校开设解剖学课程，然而在“钦定学校章程”中仍规定解剖课的实习“只许模型观察，不许尸体解剖”。但西方各国通过办医院、设医校、出医刊等方式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到辛亥革命前，我国的10所医学院校中，外国人办的就有8所，他们沿习欧美建制，不受中国法律约束。1867年，博济医院进行了首例尸体解剖，由黄宽执刀剖验。此后，博济医学校又陆续对几例无亲友的死亡病人的尸体做过解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解剖记载。这些医学院校的建立，终于使解剖教学活动系统化、正规化，各校都急需解剖材料来适应医学的发展，中国的关于人体解剖的法律这时已远远滞后于医学发展的需要，要求实行人体解剖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体解剖相关法律的发展也到了不得不更改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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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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