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实施也刚刚满一周年。为此，记者对北京市控烟情况进行了走访调查。
公共场所吸烟者减少近半烟民想戒烟
张师傅在北京经营了十几年的烟酒零售店要关门了，因为“越来越不赚钱”。北京数名零售商均向记者表示“烟不好卖”，他们认为除了经济因素等，控烟条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烟的销售。
根据北京市卫计委提供的资料，北京市2015年烟草销售量比上一年度下降2.71%，在控烟条例实施前后，有戒烟意愿的吸烟者从11.6%上升到46.4%。
不仅烟草销售，公共场所的吸烟情况也有了变化。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了30余名北京市民，多数人认为周围的吸烟情况在近一年来有所改善。退休教师李女士说，她会及时提醒在餐馆等地吸烟的人，“最近这类吸烟者越来越少”。
北京市疾控中心分别于控烟条例实施前、后6个月对中式餐馆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餐馆大堂有人吸烟的比例从42.7%降到14.4%，服务人员表示会主动劝阻吸烟顾客的比例从38.4%增至84.5%。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提供的资料显示，与控烟条例出台前相比，被检查单位违法行为的发现率从23.1%降到7%左右。
近400家单位、1500余名个人遭处罚
北京某零售商户张贴了“吸烟有害健康”等标识。中新网邱宇摄
北京控烟工作由多个部门分管。北京市爱卫会办公室主任刘泽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爱卫会主要起到“组织、协调、指导相关行政部门控烟工作”的作用。
刘泽军说，爱卫会在经过严格地实地考察和评估之后，在不同行业创建完成了300多家控烟示范单位，目的是希望各行各业都有带头者。
北京市卫生监督所是控烟条例的执法主体。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说，控烟条例出台后的近一年时间里，监督员对党政机关、学校、医院、餐厅等场所进行了重点检查，共处罚单位398家、个人1514名，并将名单在网上公示。
另外，北京市烟草专卖局某内部人士说，其分管内容之一是禁止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销售烟草制品。“对于远近位置不确定的零售户，我们会用量尺准确测量100米的距离”，她说。
该人士说，他们会给辖区所有零售商户发放吸烟有害健康和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草制品的标识，要求其张贴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并每月上报控烟相关数据。
党政机关合格率低中小学周边售烟现象依然存在
北京某餐馆，一男子在“禁止吸烟”的标识下抽烟。中新网邱宇摄
记者调查发现，违反控烟条例者仍然存在。在北京西城区某餐馆，有男子在“禁止吸烟”的标识下抽烟，然而服务员并没有进行劝阻。该餐馆店主给出的理由是“有些顾客偷偷抽烟，不容易被发现。还有人根本不听劝。”
虽然墙上贴着投诉热线的号码，但数名餐馆店主称，吸烟者流动性太大，投诉主要是针对餐馆本身，几乎不可能抓到个人。
“管理责任不明确的场所容易出现问题”，王本进说，比如公交排队站点、没有物业的老旧居民楼、综合性写字楼的卫生间或楼道等。
他还指出，从北京卫生监督所执法检查的情况看，党政机关的合格率为74%，低于期望值，原因可能是“大家不愿相互监督。对于领导吸烟，下属的监督不到位。”
中小学周边的售烟现象也不容忽视。北京市某小学旁边不足50米处有一家烟酒零售店，店主称已在此地经营了五年。被问及“是否离小学过近”时，她称“不了解情况”并要求记者立即离开。
另一家烟酒零售店店主说，主街道上、比较显眼的中小学旁边很多烟酒零售店已经被拆除，但是偏僻一点的中小学周边“有的没人管”。
官员：执法力量不足亟需社会共治
对于中小学周边售烟的问题，北京烟草专卖局某内部人士表示，学校的备案工作归属教育部门负责，烟草专卖局没有北京备案学校的名单，所以只能对中小学、幼儿园和少年宫进行人工检查，容易有漏掉的情况。
她说，学校周边有些烟草零售户的许可证是在控烟条例出台前办下来的，虽然可以经营一两年的时间，但是到期后肯定不能延续了，所以要向零售户做好解释和情绪安抚工作。
卫生监督部门也有难处。王本进指出，北京市去年有410多万烟民，全市卫生监督员只有1100多名。在控烟条例出台后，工作量大增，但人手一个都没有增加，监督员队伍已经超负荷运转了近一年，几乎到了人困马乏的地步。
他说，卫生监督员每天处理四五十个投诉事件，有时一个事件可能要反复调查多次，非常消耗执法力量。
“控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不能依靠某一个部门的力量”，王本进说，希望有关领导部门积极协调、促进机制的发挥，同时也呼吁社会能够加强共治，合力控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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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池梦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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