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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院士谈中医传承与现代化:包容才能发展

2018-09-18 11:53:14来源:经济参考报

在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曾填词《浪淘沙·诺奖》,有“古方须赖科技成”之句;当外界对中医科学性质疑声四起,他说,几千年的实践也是一种证据;当《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发布时,他又大声疾呼,不能用管西药的思维给中成药改名……

他就是力倡“中医药现代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张伯礼院士谈中医传承与现代化:包容才能发展

近日,记者前往天津中医药大学采访张伯礼。当天,恰逢天津中医药大学举行本科生毕业典礼,张伯礼与近三千名学子逐个握手合照。他讲:人生有些节点是不能忽略的,我虽然累几天,但学生会记住一生。在午休间隙,张伯礼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有效管理”比“分业管理”更迫切

记者:我国第一部中医药法实施在即,其中提出要加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社会上对此尤为关注。包括中医药从业者在内的健康、法律、企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等,都提出不少意见建议。其中,在管理体制、教育传承、考核与评价等方面,中医药与西医药分业管理的建议较为典型。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伯礼:中医和西医,都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两者各有优势、各有所长,应互相包容与学习、取长补短。二者绝不是截然对立,更不是敌人和对手,而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的战友,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疾病。因此,在管理体制、教育传承、考核与评价等方面,并不必然要把中医、西医截然分开。

同时要强调的是,在中医药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设计上,必须充分认识、尊重、坚持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色,为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空间”?

张伯礼: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效管理之下,才有发展空间。中医药现在是管的部门不少,但责权不明确,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事没人管。可以说,九龙治水,天下大旱。二是这种管理必须充分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

举个例子,中药材资源该归谁管?现在是种植归农业部门管,但同时林业部门、工业信息部门、环保部门、卫生部门、质监部门等等,也都在管。结果出问题了,如中药材假种子,农民买来种出来才发现是假的,不是自己需要种的药材。

即使种子没有问题,种植环节的问题也不少。种药材不像种粮食,大肥大水是长不出好药的。很多野生的中药材生长在恶劣环境中,具有“抗逆性”,为了抵抗恶劣环境分泌出特殊的代谢产物来支撑生长,这种特殊代谢产物,就构成了药材药效的物质基础。为什么东北高寒地区的人参、高原地区的藏红花、红景天,云南的三七等,药效都好于其他产区的同类药材,道理就在这儿,这就是药材的“道地性”。

可是,现在很多药材人工种植,都种在平原上,大肥大水种植。更有些还施生长激素,长出来的根茎又肥又大、又白又胖,就是药效差。人参要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出来,就是人参萝卜。现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违背了中药自身规律的现象较为普遍,却没有部门监管,也缺少技术指导。

在几十年前,中药年产值只有几百亿元,现在是八千亿甚至上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需求完全靠野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人工种植规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对中医药明确、有效的管理,就越来越迫切了。

相较于有人提出中西医分业管理的建议,我认为,赶紧把没人管的领域有效管理起来,对中医药发展更加迫切。明确哪个部门管中医、中药,就要给这个政府部门相应的权力,当然这个部门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切实管起来。

记者:如何理解在中医药管理中尊重其自身规律?

张伯礼:在现实中,对中医药的管理,往往不够尊重其自身规律。比如,用西医标准来评价中医,这恰恰抹杀了中医的优势。再如,现在财政投入的卫生经费,给西医百分之九十,给中医只有百分之十,中医药临床用得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医药由于缺少“循证证据”,就只能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反观不少西药,尤其是进口西药,因有了所谓的“循证证据”,在国内使用一路绿灯,却很少问这些在国外不同人种身上获得的证据,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人。其实,中医药几千年的实践,在多少代人身上使用并一再得到验证的疗效,不是一种更有力的证据吗?更不用说中医药循证评价研究也开展的不少,许多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坚守自身规律更多包容发展

记者:其实,我们对中医药需要更多敬畏,更多包容;同时,中医药自己也要主动融入现代科技,在坚守自身理论体系、强调“以我为主、我主人随”的前提下,多借助现代科技,不断发扬光大。

张伯礼:是的。不少人对中医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中医太古老、太保守、太落后,几千年都不变。不错,中医的哲学理论几千年来是稳定的,但理论的稳定,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实有效的,也说明这个理论是科学的。例如,中医讲人与自然要和谐,叫“天人合一”,这个理论不对吗?正确的理论,为什么我们不坚持呢?

中医讲“辨证论治”,也就是个体化诊疗,所谓“千人千方”。这正是21世纪最佳治疗模式。此外,养生保健、治未病等理念都如此。所以我说,中医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不落后。中医在道的层面上,它的哲学理念,因为正确,所以坚持;在术的层面上,每一个病证、每一个处方、每一味药,几千年来每天都在进步,从未停止。中医为何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为何千年不衰?就是它本身有正确的基础理论指导,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

记者:中医药的机理,能在多大程度上可用现代科学来解释?

张伯礼:经过这几十年的探索,不少中医药的问题已开始尝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现代话”,用现代的语言来把中医道理说清楚。把中医治病养生的道理阐释出来,让人接受。这个过程当中,既升华了中医自身,也补充丰富了现代生命科学。

记者:不少中医人士坚持认为,只从物质组成的层面研究中药,远覆盖不了中药的性状、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和内涵。

张伯礼:中医的药性理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涵盖的也远不止于物质层面。但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分析、解释说明中药的作用机理,这个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发展还在路上,并不能穷尽科学世界的奥秘。对于中药的作用机理,有的能分析出来,有的分析不出来,所以需要有个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药效物质层面,逐步过渡深入到药物的药性理论层面(寒热温凉、归经等)。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努力,假以时日,相信在未来某一天,中医药的作用机理,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

记者:您提到,中医药在继承发展过程中,需要一种包容。这种包容,不仅是中西医互相包容,是不是也包括中医内部的包容?

张伯礼:一定是这样的。中医药的继承发展,按照中医传统模式的流派传承、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坚守是一种模式,推进中医与现代医学融合、以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也是一种方式。大家殊途同归,且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致的,都要相互尊重,坚持中医药自身规律,都是为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再以即将施行的中医药法为例,这部法律允许民间中医经过考核也可行医。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反对:“我们至少在大学学了五年,民间中医没有这个经历也能行医?他们进入会不会冲击现有中医人才培养体系?”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中医药法规定了民间确有一批有专长的中医,应当给他们从业机会。当然,民间中医需要通过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考核后,才能在规定范围内行医,并且政府还要对他们进行监督。这有何不可呢?这里面不仅有对法律、对政府的信心问题,还要有一种包容发展的心态。没有包容的心态,中医如何才能向前发展?

人才培养:与时俱进坚持特色

记者:现在有观点认为,学院化教育肢解了中医师承的精髓。您对此如何看待?

张伯礼: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偏颇的。过去师承时代没有院校教育,师徒相承是一种符合农耕历史背景的传承方式。这种师徒相授的优点在于,跟着一个师傅学,可以把师傅的东西尽可能全面地学到并传承下来。但是缺点在于:第一,效率低,几年带出一个徒弟,培养的人才数量太少,赶不上现代社会对中医药人才需求增长的速度;第二,科技进步那么快,一个师傅掌握的知识毕竟有限,而现代社会对中医药人才所具备知识的要求,从数量到质量,从结构到内容都和过去不一样。比如,很难想象,一个不懂电脑的中医大夫,如何获取医学信息,甚至连病人检查结果都看不懂。院校教育的优点在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数量与速度,以及知识结构和内容的全面性。但院校教育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学生的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将在实训教学和临床规培中得到补足。

因此,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与时俱进,院校培养是主渠道,但要和师承教育紧密结合。我们天津中医药大学今年本科毕业生就有一千六百多人,全国那么多中医药院校一年能够培养多少人才啊,基本能够满足需要。现在,我们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模式是“5+3”,五年学习拿到本科学位再进行三年住院医师规培,规培就是到医院跟着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跟师学艺,师傅再手把手地严格教你。

当然,中医的规培,和西医的规培,虽然形式基本一样,但内容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规培的三年里,进一步强化中医思维、中医动手能力,把中医的精华传承下去。

记者:如此理解的话,中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的过程。

张伯礼:医生职业就是要终身学习。我今年都七十了,看了五十年的病了,但我每天还在学习,因为社会进步、医学发展太快了,不断有新知识需要我们学习掌握。例如,最近我们对“痴呆”的研究,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过去讲痴呆多强调“虚”,脑髓空虚造成的功能减退,现在看来,有的已经不仅是“虚”还有“实”了,是邪实,如“痰湿”太重,“淤浊”太重,这些东西影响脑的功能,进而影响了认知功能。西医关于痴呆也有很多新的进展,都要学习。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张伯礼:因为在几十年前,当时人们生活水平、饮食结构、信息获取,与现在大有不同。现在是想吃什么就能吃到,很多人还暴饮暴食,严重超标,每天通过互联网得到的信息,称为信息大爆炸毫不为过。而在几十年前,每天能吃到一口肉、看到一张报纸、听到半导体收音机,那就了不错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代谢性疾病、心身疾病都多起来了,痴呆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哪能不随之而变。

所以,中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病机如何变化,我们总能根据中医之“道”,针对不同的病情表现状态(证候),给出确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太需要我们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手段,深入学习、研究、挖掘中医药这个宝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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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中医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

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开展VD(血管性痴呆)系统研究,制定了VD证类分型标准和按平台、波动及下滑三期证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连续三次得到“973”计划支持,开创了以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新途径;完成了首个中药对冠心病二级预防大规模临床研究,建立了中医药循证评价系列方法和关键技术;开拓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领域,推动了中药产业技术升级。

曾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国家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0项,发表论文300余篇,培养毕业研究生200余名。

(记者 王小波 王奇 实习生 刘泓君 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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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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