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熙明同志走了。尽管近几年来他一直重病缠身，但他逝世的消息，依然让我心头一惊。好像一棵百丈大树，一下子倒了下来，悲痛与失落，使我茫然失措。
胡熙明同志是我国现代中医高等教育的早期毕业生之一，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任局长，也是卫生部第一位中医出身的副部长。他的一生，反映了现代中医事业发展史的重要篇章。他站在当代中医事业这艘大船的船头上，任急浪颠簸，御长风前行，尝遍酸甜苦辣，经历春绿秋红，度过了十分艰难而精彩的人生。
胡熙明热爱中医，理解中医，忠于中医。他说“中医药学具有鲜明的特色，以其独立而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自立于世界医林。它以整体动态平衡观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核心。对待疾病，首先强调预防，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治未病’方针”(见《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84至1988》)。他不愿脱离中医临床，念念不忘王文鼎等老师的教诲，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偶尔处方用药，颇用心思，常得疗效。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中医药行政领导岗位上。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医工作很快提上议事日程。1977年，胡熙明与吕炳奎、张自宽等同志一道代表卫生部党组起草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后来这个报告加上中央批语，由中共中央转发各地，这就是著名的78(56)号文件。这个文件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卫生领域具有拨乱反正意义的历史性文件，为后来中医事业的振兴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1978年12月5日至15日，卫生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中医处长座谈会”，汇报全国各地贯彻78(56)号文件的情况。当时，我在青海省西宁市大堡子卫生院当临床医生，被省卫生厅“借调”出来，代表青海省出席会议汇报工作。会议期间，吕炳奎、胡熙明、张自宽等中医司领导看望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嘘寒问暖以后，胡熙明同志问了我的学历和工作经历。会后，他把成都中医学院教务长侯占元、重庆中医药研究所副所长黄星垣、福建省卫生厅副厅长黄春源和我留下来，讨论如何写座谈会简报的问题。他说，78(56)号文件非常重要，但各地贯彻落实的情况很不理想，有的地方阻力很大。这期简报要发到中央、国务院领导那里，一定要如实反映，把它写好。之后又让我多留一天，起草简报初稿。在初稿上，他加了这样一段话，“解放二十八年来，中医事业几经反复，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建国初期，中医受歧视排斥。由于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1955年才有了起色，至1958年前后达高峰。三年困难时期，机构砍，人员散。‘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摧残。屈指算来，中医事业的好日子，只不过那么几年时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胡熙明同志，他那和蔼的态度，缜密的思维，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朴实的文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会后，我正式调到青海省卫生厅中医处工作，参加了卫生部中医司组织的各种重要活动和一些重要决策。但胡熙明同志则于1982年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去了，我们很少有机会见面。但他一直默默地关注着我的进步。
198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医工作的决定》指出，“根据宪法‘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的规定’，要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一方面，中医药学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所独具的特点和优势，中医不能丢，必须保存和发展。另一方面，中医必须积极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手段，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胡熙明同志认为这段话非常重要，经常引用。1988年我在筹办《中国中医药报》的时候，有一次他对我说，“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一方面讲中医不能丢，中医有特点优势;一方面讲中医要发展，要积极利用先进科技和现代化手段。引用这段话的时候，两方面都要讲到，不能断章取义。”
1986年1月4日，国务院第94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国家中医管理局(1988年3月改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胡熙明同志以卫生部副部长的身份，全力投入国家中医管理局的筹建工作，搭建机构，安排人事，拟定规划计划和工作制度，夜以继日，不知疲倦。他多次谈到建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必要性，指出“中医工作存在许多问题，问题成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在思想认识上，主要是我们卫生行政部门长期以来对中医工作重视不够，对中医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中医事业自身发展规律了解不深，在对待中医和西医这两种医学的关系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医摆在从属地位。致使中医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种状况如果继续下去，中医药学不但不能发扬光大，甚至会衰败下去”(《中医工作文件汇编—1984至1988》)。卫生部党组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医问题，在崔月犁部长支持下，先后六次向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提出了改革中医管理体制、加强中医工作领导的意见和措施。人大和政协也都提出提案，建议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胡熙明同志总结说，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实行中医药自主管理，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医问题的重大措施，是振兴中医的里程碑。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以后，面对中医事业底子薄、机构少的状况，胡熙明同志提出“发展中医事业，必须以机构建设为基础，人才培养为重点，学术提高为依靠，科学管理为保证。全面规划，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在抓好科技和教育的同时，抓好中医医疗工作。要把提高临床疗效作为医疗工作的中心，同时扩大服务职能，充分发挥中医医疗机构在预防、保健、康复等方面的作用”。1988年3月，国务院决定把中药的管理职能，从国家医药管理局划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89年7月20日至24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哈尔滨召开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会上，胡熙明同志用大量篇幅谈中药管理问题，同时提出必须认真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事隔两年，中医工作的重点从“以机构建设为基础”到“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当时，全国各地有不少中医医院是集体所有制中医门诊部或城关卫生院翻牌过来的，国家的财政补贴根本到不了那里，他们自己也无能为力。面对如此简陋的中医院，有人指着贴在门口电杆木上的院名讥笑说，“这算什么中医院”!胡熙明同志说，加强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不是人家逼着我们做的，是我们自己要求进步!而且要把这个进步要求不失时机地提出来。内涵建设的根本问题，是发扬中医的特色和优势。胡熙明同志说：“中医事业的发展和振兴，从根本上说，要依靠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水平是中医事业的生命力之所在。”远在1982年的衡阳会议上，胡熙明同志就说：“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民需要中医院。办西医院，卫生部门有丰富的经验，办中医院，我们还在摸索当中。中医医院必须突出中医特色，不能突出别的东西。以中医为主，也不全面，中医就是中医。中医医院的任务就是继承发展中医，就是用中医中药为人民服务”。
我和胡熙明同志相识37年，一起共事5个年头。在他身上，有许多学不完的东西。他持重稳健，低调做人。凡事深思熟虑，从不草率。他善于协调，长于攻坚，有使不完的干劲，压不弯的韧性。他是我的师长，也是我的兄长!他的逝世，是中国中医界的一大损失，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大损失!(作者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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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谷国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