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曾填词《浪淘沙·诺奖》，有“古方须赖科技成”之句；当外界对中医科学性质疑声四起，他说，几千年的实践也是一种证据；当《中成药通用名称命名技术指导原则（征求意见稿）》发布时，他又大声疾呼，不能用管西药的思维给中成药改名……
他就是力倡“中医药现代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
近日，记者前往天津中医药大学采访张伯礼。当天，恰逢天津中医药大学举行本科生毕业典礼，张伯礼与近三千名学子逐个握手合照。他讲：人生有些节点是不能忽略的，我虽然累几天，但学生会记住一生。在午休间隙，张伯礼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专访。
“有效管理”比“分业管理”更迫切
记者：我国第一部中医药法实施在即，其中提出要加强中医药管理体制和机制建设，社会上对此尤为关注。包括中医药从业者在内的健康、法律、企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等，都提出不少意见建议。其中，在管理体制、教育传承、考核与评价等方面，中医药与西医药分业管理的建议较为典型。您对此有何评价？
张伯礼：中医和西医，都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的科学，两者各有优势、各有所长，应互相包容与学习、取长补短。二者绝不是截然对立，更不是敌人和对手，而是保证人类生命健康的战友，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疾病。因此，在管理体制、教育传承、考核与评价等方面，并不必然要把中医、西医截然分开。
同时要强调的是，在中医药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设计上，必须充分认识、尊重、坚持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特色，为中医药继承创新发展留出足够空间。
记者：如何理解这种“空间”？
张伯礼：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有效管理之下，才有发展空间。中医药现在是管的部门不少，但责权不明确，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事没人管。可以说，九龙治水，天下大旱。二是这种管理必须充分尊重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
举个例子，中药材资源该归谁管？现在是种植归农业部门管，但同时林业部门、工业信息部门、环保部门、卫生部门、质监部门等等，也都在管。结果出问题了，如中药材假种子，农民买来种出来才发现是假的，不是自己需要种的药材。
即使种子没有问题，种植环节的问题也不少。种药材不像种粮食，大肥大水是长不出好药的。很多野生的中药材生长在恶劣环境中，具有“抗逆性”，为了抵抗恶劣环境分泌出特殊的代谢产物来支撑生长，这种特殊代谢产物，就构成了药材药效的物质基础。为什么东北高寒地区的人参、高原地区的藏红花、红景天，云南的三七等，药效都好于其他产区的同类药材，道理就在这儿，这就是药材的“道地性”。
可是，现在很多药材人工种植，都种在平原上，大肥大水种植。更有些还施生长激素，长出来的根茎又肥又大、又白又胖，就是药效差。人参要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长出来，就是人参萝卜。现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违背了中药自身规律的现象较为普遍，却没有部门监管，也缺少技术指导。
在几十年前，中药年产值只有几百亿元，现在是八千亿甚至上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需求完全靠野生，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人工种植规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对中医药明确、有效的管理，就越来越迫切了。
相较于有人提出中西医分业管理的建议，我认为，赶紧把没人管的领域有效管理起来，对中医药发展更加迫切。明确哪个部门管中医、中药，就要给这个政府部门相应的权力，当然这个部门就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切实管起来。
记者：如何理解在中医药管理中尊重其自身规律？
张伯礼：在现实中，对中医药的管理，往往不够尊重其自身规律。比如，用西医标准来评价中医，这恰恰抹杀了中医的优势。再如，现在财政投入的卫生经费，给西医百分之九十，给中医只有百分之十，中医药临床用得多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中医药由于缺少“循证证据”，就只能处于辅助治疗的地位。反观不少西药，尤其是进口西药，因有了所谓的“循证证据”，在国内使用一路绿灯，却很少问这些在国外不同人种身上获得的证据，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中国人。其实，中医药几千年的实践，在多少代人身上使用并一再得到验证的疗效，不是一种更有力的证据吗？更不用说中医药循证评价研究也开展的不少，许多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坚守自身规律更多包容发展
记者：其实，我们对中医药需要更多敬畏，更多包容；同时，中医药自己也要主动融入现代科技，在坚守自身理论体系、强调“以我为主、我主人随”的前提下，多借助现代科技，不断发扬光大。
张伯礼：是的。不少人对中医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认识——中医太古老、太保守、太落后，几千年都不变。不错，中医的哲学理论几千年来是稳定的，但理论的稳定，是因为这一理论体系指导临床实有效的，也说明这个理论是科学的。例如，中医讲人与自然要和谐，叫“天人合一”，这个理论不对吗？正确的理论，为什么我们不坚持呢？
中医讲“辨证论治”，也就是个体化诊疗，所谓“千人千方”。这正是21世纪最佳治疗模式。此外，养生保健、治未病等理念都如此。所以我说，中医虽然古老，但它的理念不落后。中医在道的层面上，它的哲学理念，因为正确，所以坚持；在术的层面上，每一个病证、每一个处方、每一味药，几千年来每天都在进步，从未停止。中医为何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为何千年不衰？就是它本身有正确的基础理论指导，同时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创新。
记者：中医药的机理，能在多大程度上可用现代科学来解释？
张伯礼：经过这几十年的探索，不少中医药的问题已开始尝试用现代语言来表述。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现代话”，用现代的语言来把中医道理说清楚。把中医治病养生的道理阐释出来，让人接受。这个过程当中，既升华了中医自身，也补充丰富了现代生命科学。
记者：不少中医人士坚持认为，只从物质组成的层面研究中药，远覆盖不了中药的性状、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和内涵。
张伯礼：中医的药性理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所涵盖的也远不止于物质层面。但用现代科技的手段去分析、解释说明中药的作用机理，这个方向是对的。问题在于，现代科技发展还在路上，并不能穷尽科学世界的奥秘。对于中药的作用机理，有的能分析出来，有的分析不出来，所以需要有个过程，由简单到复杂，由药效物质层面，逐步过渡深入到药物的药性理论层面（寒热温凉、归经等）。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努力，假以时日，相信在未来某一天，中医药的作用机理，是可以用现代科学来解释的。
记者：您提到，中医药在继承发展过程中，需要一种包容。这种包容，不仅是中西医互相包容，是不是也包括中医内部的包容？
张伯礼：一定是这样的。中医药的继承发展，按照中医传统模式的流派传承、对中医经典理论的坚守是一种模式，推进中医与现代医学融合、以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药也是一种方式。大家殊途同归，且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一致的，都要相互尊重，坚持中医药自身规律，都是为了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
再以即将施行的中医药法为例，这部法律允许民间中医经过考核也可行医。不少业内人士表示反对：“我们至少在大学学了五年，民间中医没有这个经历也能行医？他们进入会不会冲击现有中医人才培养体系？”
这种担心可以理解，但是中医药法规定了民间确有一批有专长的中医，应当给他们从业机会。当然，民间中医需要通过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考核后，才能在规定范围内行医，并且政府还要对他们进行监督。这有何不可呢？这里面不仅有对法律、对政府的信心问题，还要有一种包容发展的心态。没有包容的心态，中医如何才能向前发展？
人才培养：与时俱进坚持特色
记者：现在有观点认为，学院化教育肢解了中医师承的精髓。您对此如何看待？
张伯礼：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偏颇的。过去师承时代没有院校教育，师徒相承是一种符合农耕历史背景的传承方式。这种师徒相授的优点在于，跟着一个师傅学，可以把师傅的东西尽可能全面地学到并传承下来。但是缺点在于：第一，效率低，几年带出一个徒弟，培养的人才数量太少，赶不上现代社会对中医药人才需求增长的速度；第二，科技进步那么快，一个师傅掌握的知识毕竟有限，而现代社会对中医药人才所具备知识的要求，从数量到质量，从结构到内容都和过去不一样。比如，很难想象，一个不懂电脑的中医大夫，如何获取医学信息，甚至连病人检查结果都看不懂。院校教育的优点在于，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数量与速度，以及知识结构和内容的全面性。但院校教育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学生的临床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将在实训教学和临床规培中得到补足。
因此，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也要与时俱进，院校培养是主渠道，但要和师承教育紧密结合。我们天津中医药大学今年本科毕业生就有一千六百多人，全国那么多中医药院校一年能够培养多少人才啊，基本能够满足需要。现在，我们培养中医药人才的模式是“5+3”，五年学习拿到本科学位再进行三年住院医师规培，规培就是到医院跟着有经验的中医大夫跟师学艺，师傅再手把手地严格教你。
当然，中医的规培，和西医的规培，虽然形式基本一样，但内容有很大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医规培的三年里，进一步强化中医思维、中医动手能力，把中医的精华传承下去。
记者：如此理解的话，中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不断学习、甚至终身学习的过程。
张伯礼：医生职业就是要终身学习。我今年都七十了，看了五十年的病了，但我每天还在学习，因为社会进步、医学发展太快了，不断有新知识需要我们学习掌握。例如，最近我们对“痴呆”的研究，又有了很多新的认识。过去讲痴呆多强调“虚”，脑髓空虚造成的功能减退，现在看来，有的已经不仅是“虚”还有“实”了，是邪实，如“痰湿”太重，“淤浊”太重，这些东西影响脑的功能，进而影响了认知功能。西医关于痴呆也有很多新的进展，都要学习。
记者：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张伯礼：因为在几十年前，当时人们生活水平、饮食结构、信息获取，与现在大有不同。现在是想吃什么就能吃到，很多人还暴饮暴食，严重超标，每天通过互联网得到的信息，称为信息大爆炸毫不为过。而在几十年前，每天能吃到一口肉、看到一张报纸、听到半导体收音机，那就了不错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代谢性疾病、心身疾病都多起来了，痴呆的发病机理和治疗，哪能不随之而变。
所以，中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不管时代如何变化，不管病机如何变化，我们总能根据中医之“道”，针对不同的病情表现状态（证候），给出确实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太需要我们利用各种手段，包括现代科学手段，深入学习、研究、挖掘中医药这个宝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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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礼，中医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重大新药创制重大专项技术副总师，国务院医改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
从事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开展VD（血管性痴呆）系统研究，制定了VD证类分型标准和按平台、波动及下滑三期证治方案；明确了中风病证候和先兆症动态演变规律，建立了综合治疗方案；创立了脑脊液药理学方法，揭示中药对神经细胞保护作用机制；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研究连续三次得到“973”计划支持，开创了以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新途径；完成了首个中药对冠心病二级预防大规模临床研究，建立了中医药循证评价系列方法和关键技术；开拓中成药二次开发研究领域，推动了中药产业技术升级。
曾获包括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内的国家奖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0项，发表论文300余篇，培养毕业研究生200余名。
（记者 王小波 王奇 实习生 刘泓君 天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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