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9日，“华人首富”、香港长江实业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李嘉诚，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与以色列理工学院签署合作备忘录，李嘉诚基金会同时宣布捐资1.3亿美元，协助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落户中国，在汕头大学旁兴建一所全新的理工学院，命名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李嘉诚表示，期望学院引领中国发展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推动研究和创新。
此前二十余天，9月4日，贵州盛华职业学院开学典礼在贵州省惠水县举行，该学院由台湾企业家王雪红和陈文琦夫妇名下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捐建。
除了同为知名企业家捐建高等教育之外，明眼人不难从中解读出另一个信号：基金会办大学在中国正渐成气候。
基金会办大学属“舶来品”，在西方，基金会办大学早已蔚然成风。1881年，洛克菲勒投资创办芝加哥大学，1901年又创办了洛克菲勒大学。1913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后，两所大学转由基金会捐赠运营，迄今为止，共培养了100余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芝加哥大学缔造了享誉全球的经济学“芝加哥学派”，洛克菲勒大学则在生物工程领域成就卓著。
近代中国对基金会办大学并不陌生。191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北京创办了日后被誉为“中国医学界殿堂”的协和医学院。及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亦出现了基金会支持私立大学的现象。“1920年代，国家对办得好的私立大学是会拨款的，即使不拨款也会让基金会给这些大学提供资助，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大学格局里，出现了像厦门大学、复旦大学这样有名的私立大学。”厦门大学教授、著名文化学者谢泳说。
而在当代中国，基金会办大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李嘉诚无疑是其中的先行者。从1980年开始，他持续捐赠汕头大学30余年，捐赠总额约60亿港币。王雪红的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是以速度取胜，从2009年提议成立到2011年9月正式建成，贵州盛华职业学院（以下简称“盛华学院”）用时仅两年。相比李嘉诚基金会多年的成功实践和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的快速突破，光华教育基金会和增爱公益基金会的尝试稍显落寞，前者参与创办的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以下简称“光华法学院”），在激进改革三年后却遭致学院30多名教师写联名信抵制，后者则在多次尝试未果后陷入沉寂。
“真正的大学‘私有化’，并不是指企业家办民办大学，而是基金会办大学，如果真正落地，对于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将是一个重大突破。”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告诉《中国慈善家》。
基金会与大学的联姻
2006年9月25日，浙江大学校长杨卫与光华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签署了光华教育基金会向浙江大学捐资1亿元人民币筹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的协议书。2007年4月20日，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正式成立，经教授委员会提名和浙江大学任命，原常务副院长孙笑侠担任首任院长。
作为捐赠方，光华教育基金会对合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把光华法学院迁到之江校区，划出部分老校舍修缮后交法学院使用，用捐赠经费来修缮；二是组建教授委员会和资金管理小组，资金管理小组含校方一位副校长与基金会领导及陈长文律师；三是进行人事改革，实行师资规模、人才引进标准与程序的特殊性，职称与博硕导师的评定标准与程序的特殊性。与全校有所不同，光华法学院的师资规模不受校级人事编制的限制，注重实质性评审，不受工科化、数量化的原有规则牵制。
早在协议签署前，“浙江大学法学院即将获得1亿人民币捐赠”的消息，已经在浙江大学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当时法学院的老师对此普遍持欢迎态度，毕竟1亿元不是笔小钱，大家都想象未来有更多科研经费供自己使用。对即将到来的改革也普遍持乐观情绪，认为它将有助于建立更好的机制。”光华法学院教授钱弘道回忆说。
光华法学院成立庆典上，著名学者、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成员季卫东说：“我想象光华法学院是自由、独立的，是未来中国法学的良心。”促成此次捐赠的海基会原副董事长及首任秘书长、台湾红十字会会长陈长文表示：“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法治要成功，法律教育是最重要的，学校是最重要的。”
2007年9月，光华法学院由浙大西溪校区迁至之江校区，钱弘道致辞说：“我们把月轮山作为枕头，躺在美丽温柔的西子湖的怀抱里，可以无边无际、天马行空地进行学术遐想！”
光华法学院成立伊始，即在机构改革与人才引进上着力推进，聘请了王泽鉴、孙笑侠、陈长文、季卫东、张文显、胡建淼等十位教授组成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由陈长文任教授委员会主席兼任资金管理小组成员，试图摆脱“教育行政化”的紧箍咒，追寻“教授治校”下的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
2008年6月，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著名法学家贺卫方做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致辞，并宣布他将和毕业生一起离开北大，加盟光华法学院。在一次从宁波开完学术会议返回北京的飞机上，钱弘道向他发出了加盟光华法学院的邀约。不久，孙笑侠也邀请贺卫方来杭州详谈。一天傍晚，钱弘道请贺卫方在西湖边喝茶，彼时夕阳西下，西子湖边一片祥和，钱弘道说，“来杭州吧！”“这么好的景致，我为什么不来。”贺卫方答。之后才有了贺卫方“人不完全是为了改造这个社会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更丰富多采的人生历程”的言论。比贺卫方宣布辞职稍早，2008年4月，北大副教授张谷离开北大，加盟浙大，获聘教授一职。
学术成果并不丰富的张谷得以成为浙大教授，得益于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这是一个拥有独立决定学术性事务权力的机构，从人才引进、教授晋升、课程设置到学院日常运行中与学术相关的事务，都归它管辖。教授委员会拥有学术事务最高决策权，院长必须对它负责。
“光华法学院在那3年里引进了20多位年轻优秀的法学学者，评定出了多位年轻的正教授、副教授，如果不是这样的体制和标准，他们的成长或许要迟缓得多。而现在他们已崭露头角，构成一个‘学术潜力股’，再过510年，他们更会脱颖而出。到那时，光华法学院如何，我们再作评价不迟。”现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笑侠说。
与光华法学院一院之内的改革相比，李嘉诚基金会之于汕头大学的意义，则要绵长且深远得多。
李嘉诚基金会创办于1980年，李嘉诚称之为“我的第三个儿子”。除了30余年来持续捐赠汕头大学外，李嘉诚基金会还在汕头大学发展的各个节点起到了重大作用。1987年，汕头大学成立校董会，李嘉诚此后一直担任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基金会在校董会中占据4个席位。李嘉诚还在汕头大学设立了李嘉诚汕头大学发展基金会办公室，及时与汕头大学对接。与国内其他大学的校董会不同，汕头大学校董会对学校的重大决策有审议和指导职能，校董会下设财务委员会、学术发展委员会、校务发展委员会、资源管理及运用委员会、校园规划及建设委员会和办公室。
在李嘉诚基金会的持续支持和校董会的有效运作下，汕头大学在30余年间不断开中国大学风气之先，近十年来更是创新强劲。早在2001年，李嘉诚基金会就开始考虑如何借鉴国际高校办学经验以推动汕头大学的改革步伐，在其支持下，汕头大学于2002年首次聘任外籍副校长。2007年，经李嘉诚提议、提交校董会通过，汕头大学设立执行校长，首任执行校长由加拿大籍华人顾佩华担任，不设任何行政级别。有教育专家评价道，“这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两个第一：一是首设执行校长一职，二是聘请外籍人士担任该职。”2002年开始，汕头大学每年都以年报的形式公布财务状况。当2007年一份研究报告中透露中国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约在2000亿至2500亿元之间时，汕头大学的财务年报上却没有“银行贷款”这一指标，成为一所“没有负债的大学”，这得益于校董会明智决策控制住了盲目投资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汕头大学的国际化办学亦成绩斐然，一方面招聘深具全球视野的教师加盟（约一半的学院院长为外籍人士），另一方面，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近20所大学建立了密切的学术交流合作关系，制订并实施本科生、研究生交流计划。此外，海内外的高端人脉资源、校长的办学自主权、灵活的人事管理制度、完善的内部财务和审计制度等，均是在李嘉诚和李嘉诚基金会的直接支持和校董会的有效运行下形成的办学特色。
2012年6月29日，时年84岁的李嘉诚在出席汕头大学毕业典礼后表示：“我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是超越生命的承诺。”
“公益大学”进化论
相比李嘉诚基金会和光华教育基金会的联合大学办学的模式，增爱公益基金会和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尝试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大学，因而经历了更多的艰辛。
2009年，增爱公益基金会计划创办一所“公益大学”。“我们的设想是社会力量办学、基金会支持的一所公益大学，汇集全国公益慈善的研究与教育人才，推动中国公益文化和公益人才队伍的建设。”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告诉《中国慈善家》。
增爱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一度“野心勃勃”，试图在公益慈善领域做一些大的推动。彼时，胡锦星观察到，中国的公益人才培养和公益文化传播都偏弱，他想到举办一所“公益”大学，和国内其他正规大学一样，既非免费培养，也不强制规定毕业后必须进入公益行业，但在就学期间给学生灌输公益理念和提供公益实践，同时要保证学校的非营利性。
胡锦星抛出自己的想法后，增爱公益基金会随即进行了市场调研，他们发现，当时国内尚无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公益大学”。他们决定，借鉴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经验，即把公益理念贯穿于整个大学的各学科体系中，办一所真正的“公益大学”。经过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等人交流后，几位专家学者均对这个设想表示出极大兴趣。
得知胡锦星有办“公益大学”的计划，“中国首善”、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主动前来交流。原来，曹德旺也有意打造一个公益学院。遗憾的是，双方最终没有在具体合作形式上达成共识。2010年，曹德旺主导河仁慈善基金会向南京大学捐赠2000万成立了“南京大学河仁社会慈善学院”。
“我们也想过直接收购现有的民办大学，改建成我们理想中的公益大学。但其中牵扯的问题太多，包括原校学生的去向、学校的负债清算、学校的改建等，所以并不可行。”增爱公益基金会理事何宁说。与此同时，有消息灵通的房地产开发商主动找上门，希望寻求合作。胡锦星对此保持高度警惕，“这关系到‘公益大学’的性质，与地产商合作有可能陷入当前民办大学的困窘境地，可能要考虑投资回报之类的。而我们真正想做的是非营利大学。”
经过不断寻找和斡旋，土地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但新的问题接踵而来。比照相关政策，学校建成后，后续每年得投入一两亿元。“这个资金规模太大了。在最初的规划里，我们打算根据自己的实力，从小规模做起，然后逐渐滚动发展。但这种规划在政策层面无法实现。”何宁遗憾地说。“‘公益大学’涉及的面太广，土地、资金、人才，还有申请、审批等等，真正去做的时候才发现问题太多了。”胡锦星说。
如果与其他大学合作办学呢？陆续联系过南方科技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等几所大学后，这个方案也被否决了。“第一，我们想办一所正规大学，而非培训学院或分院，有几所大学对后一种形式表示感兴趣；二，我们想把学校设在北京，这样才有影响力和辐射力。”胡锦星说。
从2009年到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增爱公益基金会团队围绕创办“公益大学”进行了不断调研和规划。在一次会议上，初始策划团队决定终止对“公益大学”的投入，转而把这个想法和业已形成的规划分享给社会，“也许会对别人有启发。我们感到，凭我们团队现有力量，有些勉为其难。”胡锦星说。
与增爱公益基金会相比，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则要幸运得多。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王雪红萌生了成立一家基金会的念头，初衷是帮助地震灾民。2009年2月，民政部正式下达批文，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成为大陆第三家台资基金会。同年，王雪红约见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终身教授、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的孙伟，孙伟告诉王雪红，自己从事教育30多年，很想创办一所专门针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公益大学。王雪红家族对教育极具情怀，她的父亲、台塑创办人王永庆早在1987年就在台湾捐资创办长庚大学，并持续支持长庚大学成为“东方哈佛”。在大陆，王永庆对“希望工程”等教育慈善项目也投入颇多。因此，当王雪红听完孙伟的“公益大学梦”，双方一拍即合。
孙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的一份报告印象深刻，该报告指出，贵州省农村人均收入排名全中国倒数第一。“我们要做雪中送炭的慈善，校址就选在中国最贫困的贵州。”他对王雪红说。王雪红欣然同意。
2009年8月，孙伟带着四名同事奔赴贵州选择校址。他们先是找贵州的朋友推荐，然后又去找当地政府寻求支持。“期间遭遇的困难可以写成一部精彩的小说。四年前，我的头发还是全黑，现在两鬓都已斑白。”孙伟有些无奈地说，“你去办慈善事业，地方政府热情欢迎你？不是这样的，最后我们放弃了寻求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原因有二，一是会影响地方政府既定的发展策略，二是会打乱当地业已形成的利益链条。”
最后，孙伟把校址选在了距贵阳市区40分钟车程的惠水县百鸟河风景区。在征地过程中，孙伟又遭遇当地国土资源部门的信任危机。当时，贵州省某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先入为主地认定，孙伟一行欲借公益之名征地盖楼打造度假村，因此百般刁难。在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孙伟一边继续办理征地手续，一边违章动工开建。最后，校舍竣工了，征地手续却还没办全。“当时贵州省最大的非法建筑群很可能就是我们学校。”孙伟苦笑着说。
对于孙伟把校址选择在离县城8公里的村庄，当地县政府官员也大为不解，他们曾表示，“可以提供县城最好的土地。”此后的招生过程也困难重重。即便是农村学生，一看到学校建在村子里，也不太情愿报名。“在他们的意识里，只有去贵阳等大城市才能挣钱生活，他们不想从一个村子再到另外一个村子。”孙伟说，“完全是视野局限和价值观出了问题。”
一路曲折中，盛华学院于2011年9月成立并招收首届学生，并设立董事会，王雪红兼任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盛华学院的董事长，董事会任命孙伟为盛华学院执行校长。中国大陆第一所“公益大学”至此尘埃落定。
创新者的窘境
在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努力筹建“公益大学”的同时，浙大光华法学院陷入了一场巨大的危机。
随着危机和矛盾的加深，知名法学教授林来梵离开光华法学院选择北上，加盟清华大学法学院。2009年7月初，孙笑侠悄然辞职。
一直如暗流涌动的危机因一封联名信而广为人知。2009年7月23日，光华法学院30多名教师联名写就一封题为《关于对我院发展若干根本性问题的意见书》的信，洋洋洒洒8000多字，围绕“学院的选址失当、学院的管理体制构建失当、教师的身份定位失当、我校与光华基金会签订的合作协议重要内容失当”四大意见展开。既有政治味十足、上纲上线的言语，如“我们的大学作为社会主义的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更要向学生教育做人，学生的学习不单单是学习专业课程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政治、学习思想”。也有证据确凿的真知灼见，如“2008年的教授委员会迟迟不能举行，新教师的职称晋升也一拖再拖，结果使得个别新晋升职称的教师在分房待遇上受到严重的影响。另外，教授委员会开一次会就要花费我院二三十万元钱。我院有限的经费没有用于教师与学生身上，没有用于教学与科研上，却消耗在这种冗长、缓慢、无谓的决策程序中，实在是一种浪费”。
联名信一出，社会公众大多认定，光华法学院当初的雄心壮志已然落空。
事实上，危机的种子早在教授委员会组建那天起就已埋下。光华法学院教授委员会十位成员中，除胡建淼、孙笑侠和一位工科常务副校长外，其余六人皆为校外人士，比如曾担任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王泽鉴、刘铁铮，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安守廉等。“现在很多教授都觉得，既然名为‘教授委员会’，顾名思义应该是法学院自己的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但最终只有一名本院教授进入教授委员会，这就给很多老师造成了心理上的隔阂。”对这场改革一直持观望态度的钱弘道说，“如果当初咨询我的意见，我肯定要提议本院教授占更大的比重。”
除了现实的职称高低和利益多寡外，新引入人才的到来也对光华法学院既有格局产生了鲶鱼效应。“新教师的引入对于部分习惯了‘温水煮蛙’的老教师来说是很大的冲击。最初积极支持改革的那批人，基本上都是学术能力很强的人。”钱弘道分析说，“整个过程中，孙笑侠做了诸多努力，他也挺为难，要同时照顾到‘两个婆婆’，他的难处在于没法兼顾各方意志”。孙笑侠则坦言，“我碰到的麻烦主要来自系统内行政化和工科化，当然也包括基金会所派代表施加的压力。”
在浙江大学和光华教育基金会层面，学校的实权领导和基金会代表虽然在多方面意见不统一，但对现有师资的人事改革，意见却非常一致：严厉要求人事改革方案中把转岗比例再予提高（教师排名靠后者转岗到非教学岗位上去）。这必定会冲击部分教师的切身利益。基金会所派代表的武断作风更加剧了危机，如强硬要求限制教师兼任律师、没及时做好某件事就不拨款，这些都招致了更多教师的不满。
孙笑侠并不认同外界所指的“光华法学院彻底失败”的结论。“我个人理解，光华法学院建设是阶段性受挫，包括我的辞职，都是可预知的改革中的正常现象。我之所以选择这个点悄然辞职，也是希望支持光华法学院建设平稳改革和安静过渡。到今天为止，光华法学院的教授委员会制度尽管需要完善，但它还在继续运行，实质性学术评审还在继续发挥作用，青年学者大胆引进和脱颖而出的机制还继续有效，原来的基金会代表已不再担任主要角色，并已调整他们原来的政策。从这些方面来看，光华法学院还没到所谓‘彻底失败’的程度。”孙笑侠告诉《中国慈善家》。
汕头大学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当执行校长顾佩华刚把CDIO工程教育改革（CDIO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施（implement）、运行（operate），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瑞典皇家工学院于2004年共同创立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引入汕大时，很多人都指责其是在“炒概念”。此外，“教授治校”制度也遭到质疑。一位身为著名学者的校董就认为，在大陆的大学里常常是校长讲“校长的话”，书记讲“书记的话”，院长讲“院长的话”，而教授却可以“乱讲话”，从台湾的情况看，从事小范围工作的教授涉足宏观领域的治校，很容易走到极端，“那将是高等教育的灾难”。著名教育家杨东平教授在一次会议上也委婉地批评了汕头大学，“汕头大学在体制创新上并不是做得特别有效。”顾佩华推行的教师收入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也遇到不小的阻力，反对者认为，“年薪制并没有带来工资的明显提高，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出现了下降。”而针对至诚书院不同年级混合住宿的问题，有学生抱怨道，“设计这种住宿方式真是脑残，作息时间都不一样，为什么要把我们搞在一起？”??
“汕头大学这名字好像太地区性，然而观念的框框是否比其内涵重要呢？”李嘉诚的这一诘问，至今仍在引发汕大人的深思。
转眼，孙笑侠从浙大辞职就快满五年了，回看当年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光华法学院，如今的他更多了几分理性，“现有的高校体制下，某些人确实很不愿意下放权力给学院、给学科、给教授。光华法学院这件事有挫折，不顺利，但也不能不做这种尝试。”孙笑侠说，“古人有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不能只以目前状况来衡量一件事。”
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2009年发愿至今，孙伟已经在举办中国第一所“公益大学”的道路上前行了近五年。在孙伟看来，一路上成就与隐忧并存。眼下，孙伟对盛华学院的可持续发展甚为忧虑。
在盛华学院创办过程中，由于有王雪红庞大的商业帝国做支持和孙伟私人资源的聚合，基金会办学的两大难题—资金和人才—并没有遭遇多大困扰。迄今，王雪红及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已为盛华学院投入2亿多元。“学校老师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孙院长多年办学打造的核心团队，一部分是招聘进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志愿者。”威盛信望爱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米辉波告诉《中国慈善家》。
在盛华学院，志愿者是一个特殊而庞大的群体。孙伟本人就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在工作，几个学院的院长亦是如此。现在，志愿者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占了近20%的比例。2012年夏天，孙伟就读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女儿到中国看望他，在盛华学院校园，她竟然偶遇两位在此做志愿者教师的伯克利大学校友。在孙伟的理想中，“5年以后，我希望有1/3的教师和管理人员是志愿者，然后逐渐发展为中国首家由志愿者运营管理的大学。”
孙伟多年来积累的企业资源也在此时派上用场。微软中国2011年和2012年的最大捐赠接收方即为盛华学院，北京清尚环艺建筑设计院为盛华学院整体建筑进行了公益设计，惠普中国给盛华学院每一名教师和新生赠送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上海某企业捐建了一座攀岩墙。当所有的物资全部到位时，孙伟突然发现学校还缺一架钢琴，在他跟北京几个朋友说了此事后，一台钢琴很快就运抵盛华学院。由于当时学校整体建筑尚未修建完毕，钢琴只能暂时放置在体育馆内。一段时间里，盛华学院出现了篮球赛和钢琴弹奏在同一场地同时上演的奇景。“那种浪漫，全世界绝无仅有。”孙伟感慨道，“缺物资就找人捐，这快成为我们盛华学院的一种‘文化’了。”
盛华学院的办学目标清晰。“我们首先招收到穷孩子，帮助他学会一门技能，找到一份工作，自己先脱贫，进而通过他的工作让全家脱贫。”孙伟说。基于这种理念，盛华学院与万豪国际酒店集团等多家企业都有合作关系，并根据企业的用人需求对课程设置做出适当的调整。至于学生的学费，孙伟认为，学生有“责任和义务”去交，但是第一年有比较高的奖学金，随后两年会有所下降，毕业时尚未缴清学费的，可以工作后再缴付。2011年，盛华学院首届招收了300名学生，其中86.1%的学生获得全额免学费资助，10.4%的学生获得半额免学费资助，资助覆盖率达96.5%。“我们允许有一定的坏账率，我们必须走‘公益’办学这条路。”孙伟说。
但孙伟也对盛华学院运营三年的财务数据颇为担忧，他想尽量做到收支平衡。为此他曾向王雪红倾诉过这种苦恼，王雪红劝他不要把自己逼上梁山，“神让我用我的财富帮助别人，因此，捐赠盛华学院我很乐意。对于盛华学院的亏损部分，我有财务预算为之补齐。”不止一次地，王雪红这样对孙伟说。
如今，光华法学院的改革仍在继续，但是力度难以与往日相比。改组后的教授委员会继续运行，但浙大加强了对学院的行政管理。“光华法学院引进了一批人才，有些改革措施得以有效落实，很多方面没了理想主义色彩。因为出现了阵痛，因此目前处于平稳发展状态。”钱弘道告诉《中国慈善家》。还有消息称，光华教育基金会对光华法学院的第二期5000万投入尚未到账。
2012年，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李嘉诚基金会决定共建汕头大学。教育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将加大经费投入及政策支持力度，李嘉诚基金会则承诺继续支持汕头大学。因此，汕头大学在经费、政策等方面尚未遭遇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假设有一天，李嘉诚基金会取消对汕头大学的支持，汕头大学将何去何从？”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担忧。
要想破解这种担忧，或可借鉴国外基金会办大学的成功经验。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名校，都设定了筹款目标，由大学校长亲自担任“首席筹款官”，组建专业募款队伍，大学基金会、校友会、各个院系的校友和发展部，共同协助校长完成筹款目标。
“基金会办大学这种模式，对于目前的大学教育具有重要意义。可以通过培育更多社会公益机构，发展教育基金会办大学，来分担政府发展教育的压力，提高教育发展的效率。而且，基金会办学，因其本身的运作要求财务透明、公开，这就能把钱用到该花的地方，在防止腐败、挥霍的同时，也可以树立良好的教育形象，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注入。”著名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慈善家》。
目前，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公益慈善基金会在“办大学”层面的尝试尚处于起步阶段。
“中国要创造一些真正像美国的私立大学那样的创新性大学，一种可能就是有大基金会斥巨资来投资，还有一种就是政府支持一些非营利机构或者基金会办大学，把一些公立学校拨给它们使用。只要是基金会或社会资金，政府完全可以在这方面对它们进行支持。”徐永光对《中国慈善家》说。
2014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到：“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积极稳妥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发展民办学校。”这一提法，或将对基金会办大学有促进意义。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台观点和立场。如有内容和图片的著作权异议，请及时联系我们（邮箱：jkcentv@163.com）
责任编辑：邹林梅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