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不仅能普惠中国的老百姓，而且还能在国际舞台上展身手。2006年4月，一位国家部级领导人给我打电话，请我赴非洲给一位国家总统治病，在电话中，当我问清是给一个国家的总统治病，我立即意识到，这负有重大的政治责任，是国际大事，影响非同一般。不想节外生枝的我随即提出几条理由，想婉言推辞。过了一个月，那位部领导派了一位局长，专程从北京来长沙约见我，要我赴非洲给阿尔及利亚的现任国家总统治病，并且一再声称，这位国家总统是我们的老朋友，和我们国家有着深厚的交往和友谊。2006年5月，国家某部门派翻译随我乘飞机远赴非洲，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达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次日上午，总统府派专车把我接入总统家中，随行两名翻译，一名法语翻译，一名阿拉伯语翻译。当总统布特弗里卡先生与我见面握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与你们国家的四代领导人都是好朋友。"这句话不禁使我大为吃惊，原来早在1970年，这位总统先生当时正任阿尔及利亚的外交大臣，为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过重要贡献。听到这里，使我对这位总统先生肃然起敬。询及总统先生的病况，原来是在半年前因为胃穿孔出血，到法国医院做了胃部手术，现胃出血已止，但胃中胀满嘈杂，时而胃痛，由于胃胀难受，他竟用一条松紧束腰带把胃部紧紧束住，坚持上班工作。此外，尚伴夜寐不安、精神疲乏、食纳较差等症。视其舌苔薄白，脉象弦细。诊视之后，翻译在旁问我："有人说总统患的是胃癌，到底是不是？"我说："从总统所具的症状表现及脉象分析，应当不是胃癌，而是胃溃疡手术后的一些胃部症状，西医病名应该称胃炎。"翻译遂将我的话转译给总统，总统高兴地点头称是。回到住所之后，我认真的书写了诊断分析书及详细的选方用药方案，并作为机密文件印制三份，一份交总统先生，一份交北京的部领导，一份留作我的底稿。拟方：柴胡疏肝汤合栀子厚朴汤加田七片、砂仁、广木香。嘱服30剂，每日1剂，水煎服。一个月后，总统打电话到北京，谓服药后诸症明显减轻，精神随之转佳，要求再给中药。于是再以原方加减，改变剂型，做成粉剂装入胶囊吞服。数月之后，总统先生病愈，并亲赴北京参加了当年我国举行的非洲国家总统会议。
回顾为外国元首治病的过程，病非疑难杂症，在我看来其意义更重于内容。主要意义有三：一是体现了这位总统对于我们国家和作为国家委派的我有着充分的信任，这信任源自于其与我国深厚的友谊，也成为我能放手施术的重要前提；二是中医看病是不能有杂念的，如果我畏惧于身份的悬殊、责任的重大而畏手畏脚，最终治疗的结果恐怕就不是增光而是出洋相；三是中医的生命力在于临床，这是我多年来一直坚持倡导的理念，没有农村22年的医疗实践，没有城市38年的医疗实践，我是不可能在临床中得心应手的，惟有刻苦实践、倾心临床，才能真正把理论知识淬炼为扎实可靠的临床技术，也才能够抓住这样的机遇让我中医绝学扬威国际、一展荣光。回顾总结我60年来临床治病之特点，不外三条：第一，望、闻、问、切四诊诊察的功夫全面、熟练而敏锐；第二，特别注重辨证分析，并善于运用中医经典理论进行辨证，不论任何病症，都一定要辨清其病变性质、病变部位；第三，一贯注重因证选方，务必做到方证相符，从不开无汤头的处方，从经典方到古代各家处方，从内科方到妇科方、儿科方、外科方，能够熟练运用的方剂约1000首左右。总起来说，遵循中医的传统法则：认真辨证施治；遵循中医治病的步骤和要求：理、法、方、药俱备；坚守规矩，不乱章法，正是临床诊治疾病保证质量和疗效的关键所在。以理论知识为基础，用临床实践锤炼本领，是中医作为一门学科历久弥新、生机无限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每一位中医人理应秉持的修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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