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上班时,小梁兴奋地告诉我:“院长,你记得新加坡一位患肺癌的大学教授吗?”“记得呀,现在怎么样?”小梁是护士出身的癌症康复服务人员,负责照顾东南亚患者,对患者比我熟悉。我正挂念这位教授呢,迫不及待地问。“好着呢!刚通电话。”看着小梁那个神情,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块石头落下地。
这位教授五十多岁,男性,他的肺癌已有两年,活检是腺癌。那次在新加坡见面时,CT上已有胸腔和心包积液,纵隔淋巴结肿大,提示肺癌已发生转移,属于IIIb期。他在新加坡已接受了能接受的全部治疗,包括放化疗、分子靶向治疗。
也许自己是教授,见到同行生这样的病,心情格外沉重:一是常规方法不可能帮助到他了,生存期看来有限;二是也许“中国式治疗”(即“消灭”和“改造”并举)能帮助他,但仅仅是“帮助”,不能担保。
几周后,他来到我院住院治疗。出院后,没有再见他。肺癌的凶险,让我不无担心。
中国式治疗获美国教授赞赏
作为世界性“第一大癌”的肺癌,其治疗仍然是最大挑战。早前,在我院召开的第五届国际癌症治疗论坛上,来自美国纽约的Doru Paul教授发表了演讲,题目是:“肺癌免疫治疗:2016年新进展”,主要讲PD1拮抗剂对肺癌患者生存期影响。
他列举了许多发表于世界著名杂志的研究成果,应用PD1拮抗剂Nivolumab(即Opdivo)的患者,中位总生存期十二个月,应用紫杉醇化疗者九个月,不予治疗的对照组7个月。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即用药后病情停止发展的时间,用Nivolumab的患者仅两三个月,有一份研究显示,用该药者甚至短于化疗的病例。
会后第二天,办公室里来了四位外国医生,其中就有作上述演讲的Paul 教授。他们来自罗马尼亚,Paul在美国和罗马尼亚两地兼职。同来的还有泰国亲王席琳·荣颂。
我赞赏了Paul 的研究有水平,收集的资料十分丰富,他说:“不。我们是来请教的。我报告中那些药和方法,在罗马尼亚没有几个人用得起。我欣赏你们的那套‘中国式治疗’。”
如何看待“中国式抗癌”?
Paul 讲了当前肺癌治疗最困惑的问题。在基因筛查普遍开展的今天,肺癌分子靶向治疗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可让患者延长生存期,但遗憾的是,延长的时间是以月计。PD1 拮抗剂是另一新的领域,但患者生存期延长仍然有限,费用则是“天价”。患者的目标不是生存几个月,而是几年,甚至更长。
如果为了多生存几个月,花费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而且还要承受不完全清楚的不良反应,“价值”到底有多大?
科学研究和临床实践不能完全等同。有专家说,医学不等于科学,这话有道理。也许未来这些科学研究将会给临床治疗带来理想效果,但这个“转化”需要时日,可能很长,而临床医生和病人无法等待。
这也是为何汤钊猷院士提出“中国式抗癌”,需要“中国元素”和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思维”,就是病人至上,中西互鉴,与癌共存。
病人至上就是不放弃。对肺癌病人,即使“晚期“,治疗仍是有效果的。2012年,我曾花了一个月,随访2007年以前在我院治疗的“晚期”癌症病人,他们都是“山穷水尽”的患者,其中肺癌98例,治疗后生存1、2、3、4和 5年者分别有37、15、11、10和7人,有一人已生存10年。生存率虽然不高,但须知,他们均是预期生命不超过半年的患者。
《孙子兵法》中的抗癌策略
中西互鉴,就是正如汤钊猷院士所说,“学习西方”与“超越西方”相结合。“超越”就要有中国文化。汤钊猷院士用《孙子兵法》的智慧解释抗癌策略。孙子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主张“穷寇勿追”,就是说,除了追杀(手术、消融、化放疗)之外,还应该“给出路”,让癌细胞“改邪归正”,至少停止“为非作歹”。为此,第一,改造残癌,一些中药及其制剂可能有效;第二,改造促癌的微环境。炎症、缺氧都促进癌细胞生长;第三,改造机体,主要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参照美国“Coley 毒素”设计,我们将多种生物学制剂组合起来,按照机体免疫功能指标,选择性应用,形成个体化联合免疫疗法(P-CIC),应用于癌症病人,发现有良好的改善免疫功能作用。
上述“晚期”肺癌患者之所以能生存超过预期的时间,就是得益于“超越西方”的中国式策略。
当然,对晚期癌症,彻底消除是不可能的。应用特殊方法检测外周血液中肿瘤细胞(CTC)是当今癌症诊断学的重大进展,誉为“液体活检”。一些癌症病人经过治疗后,CT等影像检查找不到癌瘤,但血液中可查到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癌细胞。少数正常人也可查出1-2个,这说明,“与癌共存”是很常见的。
我们希望消除癌瘤,但更希望病人活下来,长期活下来。我在广东江门随访到一位五年前曾在我院治疗的晚期肺癌病人,当时曾被认为只能生存三四个月,如今依然活着,但他的肿瘤仍存在,颈部多个淋巴结转移。他的儿子兴奋地告诉我:父亲现在吃得下,走得动,好开心,已活过90岁,还想活到100岁。
专家简介
徐克成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广州复大肿瘤医院总院长,国际冷冻治疗学会前主席,国家“白求恩奖章”获得者,中国“时代楷模”,广东省生命之光癌症康复协会主席,第五届中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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