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如此类危急重症，我不仅为患者处方用药，甚至为避免其亲属处置不当，常亲力亲为的熬药饲喂，甚至通宵达旦抢救护理，是既当医生又当护士。可是，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我却因业务突出，被造反派扣上了"技术权威"、"白专典型"的帽子遭批判。但我通过准确的记诵毛主席语录，在批判会上大胆纠正造反派们念诵最高指示时言辞间的错误，使得造反派再不敢公然对我进行批判。此后，我仍然在医院接诊病人，不分昼夜每日接诊百余号，同时还经常到街上用红色油漆在墙上书写毛主席语录，每天还要按时完成一份千百字的检查。能坚持临床，同时还锻炼了书法和文章撰写，也算是苦中作乐、舍而有得。
但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文革"第二年（1967年），我还是身心疲惫的病倒了。不能吃饭、不能睡觉、肚腹臌胀、形体羸瘦，全身皮肤发黑，四肢骨瘦如柴，胁肋疼痛不止，当地人民医院老院长（一位老红军）和我是朋友，他邀请几个医生给我会诊，怀疑是肝癌，请人把我抬回山区老家。30多里山路崎岖颠簸，回家我便昏迷不醒，第七天苏醒后，祖母正守在床头啜泣流泪，祖父在外面找亲戚讨木料为我准备棺材。我安慰他们后便自开处方--血府逐瘀汤加鳖甲，并派我弟弟到医院取药。弟弟头次去取药却被医院里与我交好的老药工劝了回来，因为对方被我方子里大量的活血化瘀药所吓到，以为我破罐破摔要自弃性命，我又再给药房老先生专门写信解释清楚后才把药取来煎服。在身体尚未痊愈时，依然有很多病人到家里找我看病，我只能躺在床上给病人诊脉、望舌、问诊、写处方。我服药数日后，大便开始下黑色血，肚腹胀痛减轻，可以起床了，我便拿着一根棍子做手杖，走出去给病人看病。但此时的我依然时有吐血，拉黑色血便，一次大白天走在路上，我竟突然昏倒在田埂上，所幸被附近农民救起。自此我决意收徒授学，希望在体力不支时能有人在身旁扶持协助，刚开始带了一个比我小九岁的徒弟，随后又先后带了五个徒弟，他们日以继夜地随我出诊。吐血的时候，我就吞下一个生鸡蛋临时止血，坚持日行几十里山路、看上百号病人，每到一处农家坐下，旁边就围拥起十几个或几十个病人看病，拄了整整三年棍子，走遍千家万户。1974年，家乡麻疹大流行，其中几个村的疫情尤为严重，村中小学因师生皆相染疫而紧急关闭，七天内死了八个孩子，区政府火速把我调到该地抢救麻疹患者。当我赶到时，当地麻疹并发白喉、并发痢疾、并发牙疳、并发肺炎者甚多，形势十分危急。两个多月时间里，我几乎不眠不休、通宵达旦的救治病患，值得欣慰的是，自我到重疫区施救后，所诊治过的数千个病人中再没有因麻疹病而死亡。凭着"付全力救治危难、倾全心急病人之所急"的医疗作风，我也受到家乡淳朴百姓们热情的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叫我"熊神医"。老百姓对我的信任和感激给了我极大的鼓励。
在农村行医，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也从未凭借医术之长而收受任何病家的礼物，这是我养成的规矩和习惯，是身为医者不存私心的原则和底线。那个年代，医院规定每看一个病人，只开一张处方，每一张处方收出诊费1毛钱，我在病家诊治疾患后往往受邀用餐，吃完饭我会给予粮票和钱，但病家往往因感恩而拒绝，我也就拒收出诊费，回医院结账时我自己付账。病人痊愈后为了感谢我，经常有人送米、送肉，我一律坚决退回。比如有一个离家30多里山路大同山林场的病人傅某，患20余年的脐腹痛，被我治好后，她爱人在春节时给我送一块4斤左右的腊猪肉，我在第三天又跑30里山路给他送了回去。比如一位伍姓病人病愈之后，给我做了一双棉鞋，我则当即给她两元钱。"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一向秉承着知恩图报的信念用医术服务百姓，全心全意治病、救人性命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念头。
1978年，中央下发"56号文件"，要在全国举行中医选拔考试，拟遴选优秀中医人才到国家单位，以促进国家中医教育、科研、医疗事业的发展。1979年选拔考试正式开始，消息下达后我并不知晓。石门县当时有一位名老中医，时任石门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曾任石门县中医院院长，对我比较了解。这位老先生竟然跑到卫生局替我报名考试，还替我缴了1元钱的报名费，之后令人寻我过去。老先生告知替我报名考试的事情，我懵懂无措；老先生进一步说通过考试可以调到国家单位工作，而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件事的意义，老先生继续劝导我一定要参加考试，在老先生的反复动员下，我同意参加考试。虽然因为对考试内容的不了解和每天极其繁忙的诊务，我并未认真备考，但凭借多年来扎实的医学理论功底和丰厚的临床治病经验，我考得了石门县第一名，整个石门县138名考生只有6名脱颖而出，我也被临时指定为石门县六名考生的组长，随后到常德参加省级选拔考试。省级考试是在考场6个小时内徒手写一篇3000字的论文，据说因为我在文章中引经据典颇多，致使阅卷老先生们不得不在评阅时查对文献，因此取得最好成绩后我受到省里多位中医专家、领导的格外重视，并直接把我从石门县一个公社卫生院调入省中医最高学府--湖南中医学院（现湖南中医药大学）任教。从农村卫生院医生到大学讲堂，可以说是连跳五级，虽说整个过程我基本是被动的，但我至今感谢那位老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
从农村走到城市，我多了一个教师的身份，但不变的依然是中医身份。进入大学以后，我先后治好了校党委副书记下肢瘫痪和组织人事部副部长30年结肠炎，医名慢慢在学校里传开。随后治好了一大批教职工及其家属的疾病，进而又给当时长沙几家老干所的老红军、老首长治病，名声更旺！于是，我上课的教室外经常有人等我下课看病，每天都有几辆汽车开进校门找我看病。此时，虽然我的专职变成了教师，可我兼职医生的工作量却不亚于专职医生，夜半被叫起急诊的事情时有发生。到2003年从教学岗位正式退休之后，我又恢复了超负荷全职医生的身份。这些年来，每周上四次门诊，每次限号100，一般要看100号以上，据不完全统计，我当了整整60年医生，诊治来自全国各地病人不下百万人次，西藏、新疆、哈尔滨、海南岛、台湾皆有闻名来诊的患者。
本文转载自其他网站，不代表健康台观点和立场。如有内容和图片的著作权异议，请及时联系我们（邮箱：jkcentv@163.com）
责任编辑：刘文艳
相关文章
